电影杂谈 为什么我们拍不出杰出的性喜剧

　　《小小的愿望》经历了改名、撤档以及“番位之争”后，总算还是在中秋档上映了。

　　电影改编自韩国《伟大的愿望》，笑点、分场、台词几乎都一致。但相比原版，《小小的愿望》还是作出了一些改动。比如，把“中学生”改成了“毕业生”。把“破处”改成了“想谈恋爱”（此处应该是因为口型缘故，临时剪的，因为镜头压根没对着说话者的脸）。

　　电影一出，很多网民开始嘲笑王大陆堪称“灾难现场”般的演技。片方还搞出了一些“骚操作”，明明9月12日就开始了大规模放映，却把当天票房都算给了13号，从而锁定排片，影响评分。

　　如今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电影的豆瓣评分已经掉到了5.1，票房超过两亿都很艰难。但比起商业的角度，更有意思的是电影文本中体现出来的一些东西。

低级的故事

　　谈到“性喜剧”这个小类别，绕不开的是《美国派》系列。

　　《美国派》和《伟大的愿望》的主角都是学生。主线都是借助性行为的完成来实现自己的成人礼。但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，故事的表现形式大相径庭。

　　在《美国派》中，学生们虽然对性感到陌生，但都将其视为一个正常的人生节点，不忌讳谈论，甚至会相互攀比。在对待性行为的态度上，是技术层面的探讨，不涉及伦理。也正因为对性进行了技术化处理，笑点的发掘也就有了无限可能。动作、语言、情绪上，都时不时有闪光点出现。

　　而东亚文化中，性还不能脱离伦理的范畴。再加上韩国极为严苛的修能（高考）制度影响，中学生不该有性生活，是所有人都默认的准则。在这种前置条件下，怎么让对性的诉求显得正当呢？——唯有人之将死，且全身瘫痪，动机才能变得合理。

　　但这种故事设置，从根上就立不住。因为倘若单纯想要给病人圆梦，花钱就完了。即便顾客全身瘫痪，也不过就是价格高低的问题而已。正因为故事的主要矛盾在事实上完全没有解决难度，连带着的很多次要矛盾都无可避免地显得牵强。

　　所以父亲带儿子参加马拉松比赛，朋友带主角去脏兮兮的海滩看海，妈妈找了个篮球队员来给儿子搞精神激励，细究起来，这些情节都无关主线，更像是缺乏想象力的编剧在凑场景。然而不凑还不行，一部仅仅九十分钟的电影，主角憋到整整第四十分钟才终于提出需求来，还能怎么办呢？

　　最叫人无奈的是，最后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果然还是花钱。

　　几乎在任何文化中，性交易都被认为是一件很低级的事。《美国派》的开头，几个高中生就定好了规矩，No prostitutes，两厢情愿才算数。美国高中生都不齿的事情，却被韩国人拿来做人生的终极解法，显得颇为可怜可悲。

　　电影叙事中，随着情节的发展，故事的终结，人物也该有所成长。《美国派》的结尾，随着主角们一个个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，对爱情、人生的理解都随之上了一个台阶。

　　《伟大的愿望》结尾主角去世，余下两人经历了生死，也理应有所领悟。结果因为解决方式实在太过低级，影片结束后，观众几乎感受不到人物的成长，只是觉得一个待办事项终于翻篇了而已。

　　为了消弭这种低级感，《伟大的愿望》只好在故事结尾，让当事人把收取的费用退还，强行以“感动”为名，把交易的元素抹掉，从而将所有人的境界拉高。《小小的愿望》在这个方向上往前更进了一步，彭昱畅完全“身体不行”了，整场闹剧，只是其为了维护自尊编出来的一个故事。

　　单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改编版反倒比原版更为高明一些。毕竟，退款是需要理由的。比起虚无缥缈的“感动”，还不如让观众相信他们压根什么也没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