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你涨涨知识！ 是谁创造了汉语中的标点符号？

　　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白话文写作的历程，标点符号作为白话文的副产品，也登上了历史舞台，标点符号的出现改变了文言文不断句的传统，使阅读变得更加容易，那么，是先有白话文还是先有标点符号呢？时人怎么看标点符号呢？河南大学张宝明教授对此进行了专门梳理，回顾了标点符号在中国的历史。

　　胡适率先使用问号和惊叹号

　　《新青年》前身《青年杂志》的断句方式千篇一律，都是用“。”表示句读，即便如此，这在当时已经算非常新潮和现代的标注方式，比起数千年来“句读知不知惑之不解”的传统有很大进步。然而，这样的改良仍然不能满足新派人物的追求。

　　1916年9月，《青年杂志》易名《新青年》的同时，编辑部在个别同仁的建议下，开始酝酿进一步改革，11月1日出版的2卷3号上的句读符号一律采用“。”的做法。杂志在用“。”表句的同时，添加了“、”，用来表示中间的停顿，也就是古人所说的“读”。从2卷3号“句”、“读”间杂使用到第4卷，《新青年》杂志一直沿用这样的标点符号。但随着白话文使用频率的提高，这样的标注方式无法满足编辑的需要。

　　尽管《新青年》这时还完全采用白话文，但白话文的出场频率已经很频繁，个别同仁因此尝试寻求突破，以使文章更准确地表情达意，使语气委婉生动、抑扬顿挫。在编辑的操作下，4卷1号上高一涵写作的《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》已经在“句读”两种标注方法之间加上了“：”号、“；”号，而且用来表示“读”的千篇一律的“、”号，也改换成为“，”号。

　　在同一期杂志上，提倡语音和文字以及标点符号改革最为有力的钱玄同也在《论注音字母》一文中力陈“句读”符号多元化。一个有趣的细节是，他的句号不是用“。”，而是采用颇受西语影响的“．”。陶孟和的《女子问题》以及刘半农的《应用文之教授》两文和钱玄同的标引方法一模一样。周作人的《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》则完全沿用了4卷以前的方式。

　　陈独秀发表的《科学与基督教》一文，它上半部分发表于3卷6号，完全是“传统”杂志的版式，而到了4卷1号，下半部分的内容除却停顿一律袭用“、”，其它的标引方法则和高一涵的文章如出一辙。“海归派”胡适在4卷1号上也有一篇大作叫做《归国杂感》。该文比高一涵的《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》之标点符号更为细致、具体和到位。本来，早在1915年8月胡适就有《论句读及文字符号》发表在《科学》的2卷1期上，并胸有成竹地归纳出10种符号。只是当时他节外生枝地将这10种又分为竖排和横排两种。时至《归国杂感》，他在所能够出现的“，”、“。”、“：”之外，破天荒地使用了“？”号表示质问语气，使用“！”表示感叹。包括“……”表示删节的符号以及不确定的“□□”。应该说，1918年11月出版的《新青年》已经奠定了现代汉语（白话文）典范符号的雏形。